新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

盛唐边塞诗指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盛唐边塞诗派诗人群创作的边塞诗。新边塞诗指本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以来的一批诗人，继承古代边塞诗尤其是盛唐边塞诗的传统，用现代汉语创作的再现和表现西北边塞生活题材而又具有边塞气质和风骨的白话自由诗。本文从时代地域和诗人诗风等方面，将新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进行比较，并进一步探讨新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之间的继承与突破超越的关系。

 

一、时代与地域的可比较性

 

从整体上看，唐代承隋而起，重建大一统封建王朝，并且在开元、天宝时期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唐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国内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对外空前开放，思想高度活跃，整个社会生活于是呈现出一种流动、变易的趋势，给人以蓬勃而富有生机的感受。这样的时代氛围，必然有助于打开人的眼界，充实人的生活体验，激荡起感情和想象活动的波涛，从而为艺术文化的创造开拓丰富的源泉。唐代的变革带来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兴盛局面，形成了耸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欣羡赞美的“盛唐气象”。“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唐代边塞诗尤其是盛唐边塞诗的雄豪风貌，正是以强大帝国的综合国力和所展示的“盛唐气象”为其现实依凭的。

 

新边塞诗产生发展繁荣的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建立使得中国的政权体制、阶级关系、政治思想、文化意识等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有力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精神的禁锢初步打破。国门启开，八面风来，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渐趋多元、活跃。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与唐代尤其是盛唐时代确有某种相似性和可比性。在这样的改革开放的时代，民族成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开阔的襟怀与兼容并包的气派，面对无限的可能性鼓荡起开拓进取的勇气和信心，他们对远大新奇之物充满渴望神往的激情，具有以深刻现实性为理性内核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浪漫精神，表现出气势宏大地吸收外来、融汇古今的魄力。这一切由时代决定的创作主体的思想、心理、情感、气质，正是构成盛唐边塞诗和80年代新边塞诗的共同审美特质的基本内涵。

 

从地域角度看，自西安、兰州一路西行，沿着漫长的河西走廊，越祁连山，走嘉峪关，西出玉门阳关，右有蒙古高原，左有青藏高原，更西是新疆的吐鲁番、准噶尔、塔里木、天山南北，西北这片阔大辽远的地区，就是自古至今边塞诗绵延生长的主要地方。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大漠的壮阔，冰川的冷酷，戈壁的荒凉，生死的无常；也有草原的苍茫，绿洲的旖旎，传说的神秘，民俗的斑斓，人情的豪爽；更有敦煌佛窟千古的辉煌，三危山上不灭的佛光，逶迤绵亘的关楼边墙，戍边流放者的故事遗迹，历经岁月沧桑未被沙海湮没的高昌、交河、楼兰古城，还有丝绸之路所沟通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交往。这一切，为古今边塞诗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成为古今边塞诗表现出的基本地域文化特色。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盛唐边塞诗产生的地域尚有幽燕、朔方等地，新边塞诗产生的地域则应包括今天的西藏地区。

 

二、诗人的可比较性

 

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考察，不难发现，古今边塞诗作中多种创作力量同时存在，且各有特长。一是从内地到边塞观光旅游的“行吟诗人”，他们匆匆而过，一路吟哦，对边塞风物充满陌生、新鲜、奇异之感，主客之间的距离虽说有利于诗美的生成，但观察体验和题材主题的开掘提炼却也因此而难以细致深入；二是世代生活在边塞的“土著诗人”，他们生长于斯，其边塞之作实同乡土之作，对题材主题的表现得以不断深化，但囿于见闻，无参照系，便易失却更加开阔的视野和变换的角度；三是较长时期生活在边塞的“羁旅诗人”，他们大多心性豪迈，向往异域，向往功业，向往建设，主动出塞，由初来乍到而长期居留，具有前两者的双重体验，创作上兼有二者之长。不论唐代还是当代，边塞诗的代表诗人、诗作都是这一群诗人和他们创作的优秀作品。

 

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高适、岑参，以及其他边塞诗人如王昌龄等皆为内地人，而有或长或短的从军漫游塞上的生活经历。由此领略了边塞壮阔苍茫的风光，健儿骁勇尚武的风采，闻见了边塞将士征战杀伐的雄姿，也了解到军中生活的许多黑暗和不平。陶冶了诗人豪壮的心胸，也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诗材。西域奇观，使诗人们激动不已。那卷地的北风、连天的白草、崔巍的火山、沸腾的热海、穷荒大漠、冰封沙碛，还有那行军作战的壮盛场面、北地舞蹈的回旋入神、异域奇花的馨香秀色，以及西域各民族奇异的风习服饰、语言文字等等，都成了他们取之不尽的诗材，使他们写出了一大批前无古人，后乏来者的边塞之作。

 

新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亦非边塞“土著”，但不论是50年代的闻捷、李季，还是80年代的昌耀、杨牧、周涛、章德益、马丽华，均在大西北边地度过了数年、十数年或数十年的岁月。闻捷，江苏丹徒人，1949年随解放军进疆，1952年任新华通讯社新疆分社社长，1958年任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在天山南北、河西走廊写下了著名的新边塞诗集《天山牧歌》、《河西走廊行》。李季，河南唐河人，从三边到玉门，他第一个把大西北边疆工业建设题材引入诗中，《玉门诗抄》等诗集局部改变了边塞诗的质素构成，其中的工业建设内容是“新边塞诗”之所以“新”的标志之一。昌耀，湖南桃源人，曾参加朝鲜战争，1955年6月申请赴青海参加大西北开发，进入青海的荒山深谷。1957年错划为右派，被监督劳动，历尽坎坷磨难，1979年始获平反，回到原工作单位青海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昌耀是新边塞诗人中由内地到边疆扎根定居时间最长者之一，40多年间，昌耀的创作结集为《昌耀抒情诗选》、《命运之书》、《一个挑战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这些边塞诗的大气、厚重、深度与纯粹，为昌耀赢得了“大诗人”的称号。

 

再看80年代崛起的几位新边塞诗人。杨牧，四川渠县人，初中未毕业就迫于生计辍学，1964年到新疆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南缘的莫索湾军垦农场，当过农业工人、宣传队员、宣教干事等。一面辛勤地为生存而劳动，一面利用劳动之余的时间勤奋地学习、创作。后到新疆石河子市文联工作，任《绿风》诗刊主编。在新疆的20多年间，杨牧创作出版的反映边塞生活的诗集有《绿色的星》、《复活的海》、《夕阳和我》、《野玫瑰》等。周涛，山西潞城人，少时随父母进疆，1965年考入新疆大学中文系。1972年分配到南疆的喀什市工作。1979年参军，现任新疆军区创作室主任。周涛少小出塞，迄今已在新疆生活了40多年，出版诗集《八月的果园》、《牧人集》、《神山》、《野马群》等。章德益，浙江吴兴人，1964年9月在上海高中毕业后支边，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阿克苏农一师五团四连劳动。先后当过农工、创作员、教师，1980年调往新疆文联《中国西部文学》杂志社。章德益的作品以表现丰富多彩的屯垦戍边生活为主，出版的诗集有《大汗歌》、《绿色的塔里木》、《大漠与我》、《生命》、《西部太阳》等。马丽华，山东济南人，1976年夏天临沂师专毕业后自愿赴西藏工作，同年开始发表诗作，现任《西藏文艺》编辑。她吸收着西藏雪山高原丰富独特的营养，写出了一批优秀的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诗作，出版有诗集《我的太阳》等。

 

三、诗风的可比较性

 

从诗风的角度考察，盛唐边塞诗与新边塞诗的风格，存在着明显的承传性和可比性。首先，由古今边塞诗所表现的边塞风光、风土民情、生活战斗等古今相同或近似的题材内容所决定的，与西北辽阔、苍茫的地域特点相适应的豪放、粗犷、刚健、悲壮的总体艺术风格，是盛唐边塞诗与新边塞诗所共有的。无论是公元8世纪中叶高适笔下“边庭飘摇哪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的严酷战争，岑参笔下“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奇异景象，还是20世纪80年代昌耀笔下“月黑的峡中／峭石群所悠悠燃起的肃穆／是肃穆如青铜柱般之默悼”的氛围，周涛笔下“由于空旷，所以在这里发生的事件／都显得更真实，也更传奇／由于贫瘠，所有敢于在这里垦殖的／都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开拓者”的人事，马丽华笔下“风与雪作细部刻划／日和月在额顶加冕／说是千金散尽还复来／常慷慨簇拥于酒神门前”的西部汉子，无不辐射出雄浑悲壮、刚健犷放的崇高美学风貌。可以说，盛唐边塞诗派和新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诗作，在显现出其诗风的共性大同即流派风格的大同性。

 

其次，就古今两大边塞诗派成员的个人风格而言，又都是各具个性的。古今两大边塞诗派的诗风，正可谓流派风格大同，个人风格各异。先看盛唐边塞诗派。严羽说：“高岑之诗悲壮”，“悲壮”，是高岑作为同一流派诗人诗风上的相同之处，但分而论之，高适的诗“尚质主理”，以赋见长，以议论出之，代表作《燕歌行》、《塞上》、《蓟门五首》均以赋法为主，闻以议论，像“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一类诗句，就很能体现出作为政治家的高适以边塞诗发表边防政见的特点。清王士祯说高适诗“悲壮而厚”，加上“厚”字，以与岑参等相区别，更为恰切。高适长期处身下层，对现实有很深的体察，他的边塞诗虽间有壮怀激烈之作，但更多的则是对边塞安危、军中弊端、战争性质、征人思妇等问题的忧念与苦闷，故其诗风不是轻扬，而是质重，多气骨，形成“沉雄”即“厚”的特点。殷潘《河岳英灵集》评高适诗“多胸襟语”，胡应麟胡震亨称其“意胜词”，指出的都是高适诗歌语言上质实刚健，自然畅达的特点。与高适相比，岑参的诗奇逸峭丽尚奇主景。杜甫诗云：“岑参兄弟皆好奇”，明高木秉在《唐诗品汇》中称“岑嘉州之奇逸”，明胡应麟《诗薮》、清翁方纲《石洲诗话》等则称岑诗“奇峭”，边塞异域的奇异经历，内地罕见的奇异景象，与岑参洒脱好奇的性格相遇合，发而为诗，形成了奇逸、奇峭的风格。岑参对景物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尤其是奇异景象，更能引起他极大的新奇与激动，故在岑诗中，景语尤多，《白雪歌》、《天山雪歌》、《热海行》、《火云之歌》、《走马川行》等诗，即是最典型地体现岑参诗“尚奇主景”特点的代表作。李欣的边塞诗凄婉中见古质，《古从军行》极写行军之苦，情调悲凉幽怨，末二句直指“以人命换塞外之物，失策甚矣”的拓边政策之非，古劲质实。《塞下曲》二首在立功边塞的豪壮追求中含有壮心难遂、怀才不遇的深沉的抑郁感慨，《古意》前半写战士勇武风貌，后半情调由豪健忽转悲凉，读之令人情感激荡，确如前人所说“有风调而不甚丽”，“缠绵情韵，自然深至”。王昌龄的边塞诗慷慨雄豪而又深沉含蓄，《变行路难》、《从军行》之四、五、六，强烈的功名追求和爱国的英雄主义精神洋溢而出；但他在边塞诗中抒写得更多的、作为主调出现的却是一种有感于征战不息士卒多难的怨愤情绪；五古如《塞下曲》四首、《从军行》二首，七绝如《从军行》之一、之二，《出塞》二首之一，《闺怨》等均为此类作品。尤其是七绝，写来“优柔婉丽，意味无穷，风骨内含，精芒外隐”，使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可谓“言情造极”。此外像崔颢的边塞诗雄浑劲质、风骨凛然，王之涣的边塞诗比兴寄托、余味无穷，王翰的边塞诗平易深切、豪放悲凉，亦皆各具个性风采。

 

再看新边塞诗人。50年代出塞的昌耀因两首总共16行的小诗被错划为右派，遭受了长达20余年的监禁、苦役和流离，他的诗将个人的坎坷命运融入民族的历史、神话、传说和现实生活进程，以现代人的意识，去发现领略西部高原的社会自然、历史文化所包含的全部丰富、复杂、悲壮，他的《鹿的角枝》、《斯人》、《一百头雄牛》、《慈航》、《旷原之野》、《青藏高原的形体》、《去格尔木之路》、《巨灵》等作，运用现代汉语与文言词汇交错的语言结构和充分散文化的句法，产生出巨大的语言张力和抒情硬度，风格悲慨雄劲而又繁富奇崛。杨牧则“似乎更善于描绘那富饶而又贫瘠、美丽而又艰辛的生活和土地，以及其中孕育的剽悍性格和豪迈情感”，他的《我是青年》、《我骄傲，我有辽远的地平线》、《大西北，是雄性的》、《强者》、《雄姿》、《鹰》等作中的诗情，是在一块“缺乏爱的盐和糖分的地方”提炼出来的“芒硝”，豪壮之中掺杂交织着冷漠、悲怆、苦涩。他的诗带有浓重的理性叙说成分和哲学思辩色彩，他在献给“第二故乡准噶尔”的诗中写道：“荒野的路呵，曾经夺走我太多的年华；／我庆幸：也夺走了我的闭塞和浅见。／大漠的风啊，曾经吞噬我太多的美好；／我自慰；也吞噬了我的怯懦和哀怨。／于是我爱上了开放和坦荡，／于是我爱上了通达和深远”，这辩证的诗思助成杨牧边塞诗高远旷达的风格。少小出塞的周涛，大学毕业后又加入军旅，他的边塞诗一方面抒写作为天山的儿子对这块冷峻、神秘而又多彩、热情的土地的挚爱、探询和审视，另一方面表现戍边军人雄毅、犷放而又忠贞的品格和献身精神。他探询、思考着西部人生与西部山野的复杂关系，他的《神山》、《大西北》、《野马群》、《积雪的慕士塔格》等作，野性的自然与犷悍的精神，西北自然的冷峻、雄伟、博大与西北人生的勇气、智慧和灵性的融铸，形成了周涛式的犷放和机智。章德益的诗从支边青年拓荒者的角度出发，以他生存的瀚海大漠的开垦驯化为背景，塑造出一个巨大的拓荒者的形象，他善于运用基于现实描写的宏大想象所构成的比喻象征性的意象，来宣泄他理想主义的激情和雄心，他的《地球赐给我一角荒原》、《人生，需要这么一个空间》、《他播种了，手臂划出一个大大的圆圈》、《西部太阳》等作，均是主观情感意志充分扩张之后的高亢激越之作。至于马丽华，作为女性诗人，作为“海拔最高的诗人”，她从传统儒家文化发祥地的齐鲁之邦，听凭灵魂的召唤，奔向自然和人文风貌反差巨大的西藏，她的诗是一种全身心的生命投入，是生命热情近于悲壮的燃烧。冰川雪原严酷环境中艰难的生存和奋斗，平原都市与荒原雪线之间文化反差的距离，使马丽华的边塞诗产生了独特的把握和奇异的效果。她的《总是这草原》、《走向羌塘》、《西部汉子》、《那曲百行》、《我的太阳》、《高原，请赐我》、《百年雪灾》、《朝圣者的灵魂》等作，雄放之中交错着浓重的浪漫感伤。此外，闻捷边塞诗的牧歌情调，郭小川边塞诗的铺排夸饰，贺敬之边塞诗的具象说理，也都个性鲜明。

 

四、继承传统基础上的现代性超越

 

诗歌史是一条流不断的长河，上游之水总要往下游流淌。因此，后代诗人诗歌接受前代的影响就是必然的。“新”总是相对于“旧”而言的，离开了“旧”，也就无所谓“新”了。所以，“新边塞诗”这一称谓本身就标志着它对传统边塞诗的继承。当然，单纯的继承无法出“新”，“新”同时也表征着它对传统所实现的超越。正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现代性超越，使“新边塞诗”真正以崭新的风貌出现在当代中国诗坛上。具体而言，盛唐边塞诗与新边塞诗之间的遗传变异、继承超越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语言形式上看。盛唐边塞诗使用的是古汉语，诗体是古体和近体格律诗；新边塞诗使用的是现代汉语，诗体是用现代汉语写作的白话新诗，诗歌的语言形式焕然一新。这是古今边塞诗至为明显也至为简单的区别，本是不用说的。之所以提起这个话题，原因在于我们发现盛唐边塞诗与新边塞诗二者在语言形式上的不似中所存在的深刻相似性。盛唐边塞诗多用七言古诗和七言绝句两种诗体，这两种诗体的七言句子较五言为长，在节奏上更为流转、迭宕。七古一体不仅每句字数较五言为多，而且篇无定句，篇幅一般较大，便于铺排驱遣，自由开合，驰骤腾挪。新边塞诗在语言形式上也多用长句，意象繁密，作品的篇幅一般也比较长，不像其他题材新诗的语言那样简明省净、约句准篇，因而显得形体延展，气局开张，内涵厚重。盛唐边塞诗与新边塞诗语言形式上这种不似中的极大相似现象，既是与古今边塞诗特殊的题材内容、风格美感相适应的，同时，语言形式的选择又助成了边塞诗雄劲、犷放的诗风。

 

其次，从题材内容上看，建设与开拓基本取代了战争生活的描写，这是由时代的差异所决定的。盛唐的开元、天宝时期，边境战争频繁、唐朝廷与边境少数民族之间战争不断。东北边境对奚、契丹的战争，北方边境对突厥的战争，西北边境对吐蕃和西域诸部族的战争，上述战争发生在开元前期者多属安边性质，开元中期以后，玄宗“有吞四夷之志”，此后的边境战争时有属于开边性质的。开、天时期连年不断的边境战争，必然要反映到盛唐边塞诗创作中，盛唐边塞诗多有这方面内容的描写，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而本世纪50年代以来新边塞诗产生、发展、兴盛的几十年间，国家相对安定，四邻基本和睦，孕育新边塞诗的大西北地区边烽尽息，各族人民在祖国统一的疆域之内友好团结地劳动生活、共同开发、建设着大西北边疆。所以，拓荒与垦殖、劳动与建设也就必然地成为新边塞诗人所乐于表现的题材。

 

再次，从情感抒发的角度看，新边塞诗抒写的建设开拓的劳动热情取代了盛唐边塞诗抒写的追求功业功名的豪情，新边塞诗中由生存环境的严酷、历史文化的负荷所衍生的沉重之情取代了盛唐边塞诗中征人思妇、生离死别的幽怨之情。盛唐边塞诗人由于受到开、天盛世的鼓舞，主体意识空前高涨，基于社会对个人才能的普遍欣赏和推许，基于对国家和个人的双重自信，他们在抒写从军戍边的报国之志时，从不掩饰个人强烈的功业功名之想，不管是高适的“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还是岑参的“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其共同的重武轻文的价值取向和选择，透露的正是盛唐时代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新边塞诗则表现出和平时代屯垦戍边者劳动建设的高昂热情，从闻捷劳动加爱情的《天山牧歌》、李季的工业题材边塞诗，到郭小川、贺敬之采风掠影式的边塞诗，再到杨牧、章德益等人的屯垦农工边塞诗，劳动建设的热情一以贯之。只是到了80年代，这种热情变得更为丰富和凝重。盛唐边塞诗对盛唐时代边塞战争连年不断所造成的征人思妇生离死别的幽怨之情多有表现，岑参的《碛中作》、《逢入京使》、王昌龄的《出塞》、《闺怨》，王之涣的《凉州词》等，均是抒写怀乡思亲、离愁别绪的名篇。新边塞诗由于产生在西北边地和平建设的年代，这时的诗人出塞定居，家也安在那里，虽处塞外，也是家中。所以，新边塞诗人更多感受的还是生存环境的严酷和历史文化的负荷所衍生的沉重之情，他们在作品中已不再缠绵地思乡思亲，而是更多地思考现实人生、未来理想与西北地理历史文化的血肉联系。这也是新边塞诗在情感抒发上不同于盛唐边塞诗的一个重要方面。

 

复次，从景物描写或曰情景关系上看，盛唐边塞诗多把边塞的奇异景物视作单纯的风景意象摄入诗中，或以之渲染烘托背景氛围；新边塞诗则更注重于自然景物中融入深度人性。盛唐边塞诗人作为边地的外来者、异乡人，面对边地独有的景物，怀有一份内地人初来乍见的新鲜惊奇，在审美直觉的错愕中，一幅幅内地绝无、边塞特有的风光画卷，被他们手中多彩的诗笔形神毕肖地摹画而出。仅以岑参《白雪歌》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为例略作剖析，就可看出，其创作心理机制实乃乍见时的新奇，直觉中的错愕。若是土著，司空见惯，面对此景，视同寻常，审美感觉早已钝化，这由美妙的联想、比喻所构成的千古名句也就无以产生了。类似的这种由奇景引起乍见者新奇的审美心理体验而生成的边塞风景诗句，因其景物意象选取的纯粹，而使得盛唐边塞诗的写景更见精彩，更为出色。当然，盛唐边塞诗的景物描写更多是作为背景存在，为渲染烘托穷塞绝域、征战杀伐的悲凉惨烈的气氛服务的，个别篇章在景物描写中亦寓有比兴寄托之意。新边塞诗中的单纯写景或借写景渲染氛围的情形已不多见，新边塞诗人更注重在自然景物的观照中揭示深度的人性内涵——人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的价值尊严、力量信念、爱恨生死，人与自然之间的理解亲和以及对立局限。试看周涛的《野马群》：“兀立荒原／任漠风吹散长鬃／引颈怅望远方天地之交／那永远不可企及的地平线／三五成群／以空旷天地间的鼎足之势／组成一幅相依为命的画面”。自然的严酷，塑造出生命的悍强和生存的伟力。野马群由于受渗入血液和骨髓的孤独和寂寥的驱使，曾在暮色苍茫中悄悄接近牧人的帐篷；但出于对同样渗入血液和骨髓的自由与无羁的捍卫，又在一声犬吠中消逝得无影无踪。这是野马群的性格，又何尝不是西部人的性格这样的作品是写景，是咏物，是喻人，已很难截然区分，让人只觉得扑面而来的漠风中散发出的是浓重的人性的气息。简言之，写景在盛唐边塞诗中是相对独立的，可以和抒情和叙事等成分相区分的；在新边塞诗中，写景已很难单独区分，它已和历史、现实、社会、人性等因素糅合在一处。因此，盛唐边塞诗中的写景更纯粹，更富奇光异彩，更富地域性；新边塞诗的写景则更繁复，更富人文情思色彩，更富社会性。